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作客新华网全国两会特别访谈,与网友在线交流。王辰表示,用经济手段控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重点包括提高烟草税收,不仅有利于中低收入人群减少烟草吸入量,也有助于促进烟草业及时转型。
此前,有“控烟斗士”之称的杨功焕、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专家石坚等都提过这样的建议。提高烟草税收、用经济手段控烟,现实中也得以实施。2015年,财政部要求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国家烟草专卖局要求所有在销国产卷烟和进口卷烟批发价格上调6%。不过,烟草产品提税带来的“控烟红利”很快被“吃空”。烟草专卖局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和2016年的卷烟销量确实有所下滑,但2017年反弹,全年卖出4737.8万箱,较上年增长0.8%。
提税带来的“控烟红利”之所以很快被“吃空”,原因在于烟草不同于一般消费品,很难用单纯的经济杠杆来调节。烟草具有强烈的成瘾性,难以戒除。烟草税收提高、价格上涨,会增加烟民的经济负担,但并不能减少对于烟草的需求总量,变化的只是需求结构:对价格敏感的,转而消费价格较低的烟草;对价格不敏感的,则无需做出任何改变。《中国卷烟支付能力研究》显示,2001年至2016年间,中国卷烟的名义加权平均零售价格提高了218%,卷烟消费量增加了40%,烟草价格上涨难以改变烟民的消费需求,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相关部门在控烟上需“两条腿”走路:用经济手段控烟的同时,还要用上法律手段。对公众健康带来最大危害的,不是烟民吸怎样价格的烟草,而是几乎无处不在的二手烟。所以,减少二手烟应该是控烟的一个突破口。事实证明,控烟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是经济手段之外另一有效途径。比如,《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一年后,公共场所吸烟人群明显减少,戒烟人数增加,有46%的吸烟者想戒烟,烟草消费总量也有所下降。也因此,上海、杭州、深圳等不少地方,都制定了各自的“控制吸烟条例”。遗憾的是,由于全国层面的控烟法律法规一直没有出台,这些地方控烟法规在执行中都遇到了一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控烟效果。去年,大学生李晶在乘坐从北京前往天津的列车上遭遇二手烟,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却遭到了推诿——尽管北京、天津和哈尔滨都有控烟条例,但天津卫计委称列车车厢及站台吸烟不归他们管,北京卫计委则称铁路系统控烟职责在铁路部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制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有超过3亿人吸烟,有7.4亿人遭受二手烟伤害,每年有10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相关部门在提高税收用经济手段控烟的同时,应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控烟法规,用法律手段减少烟草消费及其带来的危害。(宋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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