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高考记忆】从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山乡飞到复旦变凤凰 她人生第一桶金是一麻袋旧课本
20世纪70年代，高考制度重启，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高考镌刻着国家发展、时代变迁的印记，也记录下那些年关于青春、汗水、理想、命运的故事。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将开始，今年正逢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一时间节点上，我们邀约不同时代的高考者讲述不同的高考记忆，既是对高考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个人真实故事、切身感受的回忆与抒发，亦是对当前新时代的献礼。如果您也有高考故事，欢迎给我们投稿：yangyl@guilinlife.com，电话：0773-2853120 2853105。
这篇文章节选自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新书《新三届致新生》，本书汇集了77、78、79级大学生对40年前参加高考，通过上大学改变个人命运、实现个人理想，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真实回忆与切身感受。作为一个被时代选中的群体，“新三届”大学生的命运与国家的改革发展历程紧密相连，他们在书中写下了独一无二的高考与大学往事，还原了当年参加高考与大学校园生活的真实面貌。本书不仅是一代人的回忆录，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历史纪念册。
人生的第一桶金给了我一张复旦大学宁静的书桌
人生第一桶金是一麻袋旧课本
| 林曼华 |
谨以此文铭记 1975 到 1977 那两年半一言难尽的上山下乡经历，深切缅怀 1977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到福建招生的张作生老师。是素不相识的张老师，让我从闽南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山乡飞到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变成“凤凰女”。此后，又到美国读博士学位、从事科研，见识美国、了解世界，也拥有了美满的家。
我在福建泉州湾边上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干净美丽的海边小镇安海(安平古镇)度过了童年与青少年。安海有我的许多同窗、玩伴和老师及温馨的记忆。安海养正中学是当时福建省屈指可数的重点中学之一。
我年幼时，在养正中学任教的父亲病故。此后，哥哥、我、妹妹和弟弟皆在母亲任教的安海中心小学的外地教师宿舍里长大。1966 年夏天“文革”开始时，哥哥刚上完初一，10 岁的我从母亲任班主任的小学 5 年制试验班里毕了业。我之所以成为母亲的学生，是因为 1961 年时她一人无暇接送我到小镇另一头的幼儿园，故而她在班里为我加了一张小椅子。
1970 年，福建的中学开始复课，从 1966 年到 1969 年四届的小学毕业生同时上初一。养正中学一下子开了 30 个初一班。我和妹妹同时上了初一。“文革”前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学制因为“闹革命”被精简成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于是我和 妹妹在 1974 年又同时高中毕业。
按当时的政策，因为哥哥已于 1969 年上山下乡了，所以我和妹妹两人可以有 一人留城。妹妹执意要留城，宣称打死她也不去上山下乡。我则因从小就有强烈的 大学梦而选择上山下乡，当时上大学的先决条件是首先要上山下乡两年。
我从小身体瘦弱。下乡前，当医生的舅舅通过关系安排我先到福州仓山区医院 花一年时间学牙医、针灸、静脉注射等基本医护处理。1975 年下乡后，我因此得以有大部分时间在大队部当赤脚医生，为任何信任我的村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我同时也被我所在的生产小队的社员们强行推选当了出纳。这是因为前任出纳 把小队的钱当赌资输光了，而我是唯一得到全体社员信任的出纳人选。另外，我也 成为大队妇女主任鞍前马后最得力的助手。
1977 年 10 月间，恢复高考的消息给绝望中的我带来了新的希望。我很快地把中学四年用过的数理化书全部看了一遍，意识到这些“文革”期间的教科书实在太浅后，我开始寻找“文革”前的教科书。四处打听后，一个表嫂带我到了她娘家。我无比兴奋地用一个大麻袋把她去了香港的哥哥在“文革”前用过的全套数理化初高中教科书全数搬走。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文革”前的初高中教科书是我人生里挖到的第一桶金子。
当时离 12 月的高考已经时日不多了，我夜以继日，把所有的数理化书循序渐进地一本本啃下来。整个山村家家户户为了节省灯油，都早早便熄灯上床了。我的煤油灯光是那闽南山村里连绵暗夜中罕有的亮点。
难忘每天深更半夜，屋外星空下鸟啼蛙鸣此起彼伏，我独自在煤油灯前一边啃那一本本教科书，一边与无数被灯光引来的并穿越了蚊香雾阵的精壮的大个蚊子展开浴血奋战。
闹了 10 年革命的大学当时还不能全额招生，而累积了 10 年的众多中学毕业生将竞争那少于平常一年的录取名额。如果大学平常每年的平均录取率是 10%，那1977 年高考的录取率最多不过 1%。我猜想，只有平均分在 90 分以上我才能考进任何一所大学。
那年的福建理科考生要考政治、语文、数学及合卷的物理和化学。为了能进入这 1%，我自己考前定的目标是数学和理化各考 90 分以上，政治和语文各考 80 分以上，平均就能达到 90 分。
啃完那一麻袋的“文革”前教科书后，我有了进入 1% 的信心。
终于，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刻到了。我们可以填三个志愿。在香港的哥哥让我第一志愿报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口腔系，说是成了牙医后可到香港挣很多钱。1977 年，上海二医口腔系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口腔系。报纸公布的信息，上海二医口腔系在福建只有一个招生名额。按照哥哥的意思，我把宝贵的第一志愿押在那唯一的名额上了。 第二志愿，我只能退却到我的安全底线：在福建招生最多的福建师范大学，我 选择了物理系。而我的第三志愿没填。我当时想，如果连福建师范大学都进不了， 这第三志愿就免了吧。
当我把这一纸表格交到公社负责干部手上时，热心的他以长者的口气强调不应该浪费这第三志愿。于是，厦门大学数学系便成了我的第三志愿。我喜欢数学，也曾经憧憬着在厦大偶遇我崇拜的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陈景润时的惊喜。
考试地点在山乡的公社中学里，从我父亲老家祖屋出发，要走十几公里蜿蜒的山路。因为山乡公社没有客店或旅馆，为了不误考试，我就在考场附近租了一间民房。 早上进考场前，公社中学操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从附近山村赶来的考生们。我 在这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中，看到了许多双沾满泥土的赤脚。与那些需提早起床赶路的考生比，我深为自己庆幸。 第一天的政治和语文考试平静地过去了。但第二天数学考试的考场上却充满了此起彼伏的叹息。我只用了约一半的时间，就做完了所有的题目，考场巡视的老师 们数次在我身边停下来，他们的微笑令我分外谨慎。虽然信心满满，但我仍坚持到 最后一分钟，并重复核对了所有题目的答案。交卷后，我听到许多考生沮丧的交流： 考题太难，时间不够，有一大半没做云云。
考完最后的理化合卷，回到租来的民房后，我突然意识到，我答错了一道 20分的物理题。这下轮到我肠子悔青、泪湿枕头了。知道自己肯定达不到平均 90 分的目标了，我为即将与大学擦肩而过伤心不已。其后，自尊心太强的我也拒绝回安海小镇见母亲、老师和同学。
我第二天就回到了山乡，继续当我的赤脚医生和生产队出纳。当时，大队正好 在修建一座新水库，规定每人必须为大坝搬运 3000 斤石头。在大坝工地上，我开始为我那逃不掉的3000 斤石头的任务而努力。我汇入了那些把石头从采石地点用两个套了绳索的扁平竹匾挑到坝基上方的高地，并把石头由高处倾入坝基的人中。
看到瘦小的我，负责采石的壮汉们尽量在我的两个竹匾上放相对小块的石头。负责称重的小伙子依次将石头过秤，喊出来的却是大得吓人的数字，而记录的人则 若无其事地往我的名下记。
我无言地接受了村民们默契的善意，把石头挑到高地上往坝底倾倒，如此往返 重复。直到一次倾倒石头时，体力不足的我因竹匾上的绳索的牵引，居然头朝下随 着石头一起掉了下去。
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头正好落在两块大石头的夹缝里，而两肩则直接顶在这两 块石头上。我一个翻身坐在那一堆石头上，有好几分钟，脑袋里灵魂出窍般地一片 空白。
周围的人们停住了往坝底倾倒石头。仍然坐在石头堆上的我开始意识到，我刚刚差一点就死在这水库的坝底。我摸摸头，没有一滴血，只有后脑勺上添了一个此 后数年都没有消失的硬硬的小包。大家都叫我别再干了。
想起自己刚刚经历的高考，好不容易才有的高考机会，却因错了一道物理题而 将与大学无缘，我再也无法抑制心头的怒火，头也不回地回家了。
还没走到家门口，我看到母亲站在祖屋大门口，手上拿了一封信，脸上笑成一 朵花。原来，高考后我拒绝回安海，母亲放心不下来老家看我了。
母亲带来的是张老师的信。他在信中说，我的考分很高，数学考得尤其好，问我是否愿意到合肥的中科大去上学。他也告诉我，他已经征询过上海二医招生人员 的意见，被告知该校口腔系对考生的数学要求无所谓好还是差。我因此喜出望外： 中科大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我此前是绝对没有胆量报考的。我马上回信给张老师， 表示我千万分地愿意到中科大上学。
几天后张老师又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三思后决定把我推荐给复旦大学的招生 老师了，以免我这个南方人不习惯合肥的天气，希望我不反对。复旦大学同样是我 做梦都不敢报的全国重点大学，我高兴都来不及，哪里会反对。就这样，我被复旦 大学化学系录取了。
此后，张老师一直关心着我。需要到复旦报到时，张老师托人替我买了当时很 难买到的从福州到上海的火车票。其后，他也到复旦看望过我。1982 年我大学毕业在复旦继续读硕士时，国家开始允许自费到国外留学。张老师也是告诉我这好消息的第一人。
很遗憾，张老师已于2005年因脑溢血早逝，享年68岁。
若非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人生道路会是什么样的?我从无知道。但我确信，如果1977年没有恢复高考，或者如果我没有幸遇张老师，我的今天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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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第一桶金给了我一张复旦大学宁静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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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曼华 |
谨以此文铭记 1975 到 1977 那两年半一言难尽的上山下乡经历，深切缅怀 1977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到福建招生的张作生老师。是素不相识的张老师，让我从闽南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山乡飞到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变成“凤凰女”。此后，又到美国读博士学位、从事科研，见识美国、了解世界，也拥有了美满的家。
我在福建泉州湾边上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干净美丽的海边小镇安海(安平古镇)度过了童年与青少年。安海有我的许多同窗、玩伴和老师及温馨的记忆。安海养正中学是当时福建省屈指可数的重点中学之一。
我年幼时，在养正中学任教的父亲病故。此后，哥哥、我、妹妹和弟弟皆在母亲任教的安海中心小学的外地教师宿舍里长大。1966 年夏天“文革”开始时，哥哥刚上完初一，10 岁的我从母亲任班主任的小学 5 年制试验班里毕了业。我之所以成为母亲的学生，是因为 1961 年时她一人无暇接送我到小镇另一头的幼儿园，故而她在班里为我加了一张小椅子。
1970 年，福建的中学开始复课，从 1966 年到 1969 年四届的小学毕业生同时上初一。养正中学一下子开了 30 个初一班。我和妹妹同时上了初一。“文革”前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学制因为“闹革命”被精简成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于是我和 妹妹在 1974 年又同时高中毕业。
按当时的政策，因为哥哥已于 1969 年上山下乡了，所以我和妹妹两人可以有 一人留城。妹妹执意要留城，宣称打死她也不去上山下乡。我则因从小就有强烈的 大学梦而选择上山下乡，当时上大学的先决条件是首先要上山下乡两年。
我从小身体瘦弱。下乡前，当医生的舅舅通过关系安排我先到福州仓山区医院 花一年时间学牙医、针灸、静脉注射等基本医护处理。1975 年下乡后，我因此得以有大部分时间在大队部当赤脚医生，为任何信任我的村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我同时也被我所在的生产小队的社员们强行推选当了出纳。这是因为前任出纳 把小队的钱当赌资输光了，而我是唯一得到全体社员信任的出纳人选。另外，我也 成为大队妇女主任鞍前马后最得力的助手。
1977 年 10 月间，恢复高考的消息给绝望中的我带来了新的希望。我很快地把中学四年用过的数理化书全部看了一遍，意识到这些“文革”期间的教科书实在太浅后，我开始寻找“文革”前的教科书。四处打听后，一个表嫂带我到了她娘家。我无比兴奋地用一个大麻袋把她去了香港的哥哥在“文革”前用过的全套数理化初高中教科书全数搬走。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文革”前的初高中教科书是我人生里挖到的第一桶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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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了 10 年革命的大学当时还不能全额招生，而累积了 10 年的众多中学毕业生将竞争那少于平常一年的录取名额。如果大学平常每年的平均录取率是 10%，那1977 年高考的录取率最多不过 1%。我猜想，只有平均分在 90 分以上我才能考进任何一所大学。
那年的福建理科考生要考政治、语文、数学及合卷的物理和化学。为了能进入这 1%，我自己考前定的目标是数学和理化各考 90 分以上，政治和语文各考 80 分以上，平均就能达到 90 分。
啃完那一麻袋的“文革”前教科书后，我有了进入 1% 的信心。
终于，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刻到了。我们可以填三个志愿。在香港的哥哥让我第一志愿报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口腔系，说是成了牙医后可到香港挣很多钱。1977 年，上海二医口腔系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口腔系。报纸公布的信息，上海二医口腔系在福建只有一个招生名额。按照哥哥的意思，我把宝贵的第一志愿押在那唯一的名额上了。 第二志愿，我只能退却到我的安全底线：在福建招生最多的福建师范大学，我 选择了物理系。而我的第三志愿没填。我当时想，如果连福建师范大学都进不了， 这第三志愿就免了吧。
当我把这一纸表格交到公社负责干部手上时，热心的他以长者的口气强调不应该浪费这第三志愿。于是，厦门大学数学系便成了我的第三志愿。我喜欢数学，也曾经憧憬着在厦大偶遇我崇拜的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陈景润时的惊喜。
考试地点在山乡的公社中学里，从我父亲老家祖屋出发，要走十几公里蜿蜒的山路。因为山乡公社没有客店或旅馆，为了不误考试，我就在考场附近租了一间民房。 早上进考场前，公社中学操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从附近山村赶来的考生们。我 在这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中，看到了许多双沾满泥土的赤脚。与那些需提早起床赶路的考生比，我深为自己庆幸。 第一天的政治和语文考试平静地过去了。但第二天数学考试的考场上却充满了此起彼伏的叹息。我只用了约一半的时间，就做完了所有的题目，考场巡视的老师 们数次在我身边停下来，他们的微笑令我分外谨慎。虽然信心满满，但我仍坚持到 最后一分钟，并重复核对了所有题目的答案。交卷后，我听到许多考生沮丧的交流： 考题太难，时间不够，有一大半没做云云。
考完最后的理化合卷，回到租来的民房后，我突然意识到，我答错了一道 20分的物理题。这下轮到我肠子悔青、泪湿枕头了。知道自己肯定达不到平均 90 分的目标了，我为即将与大学擦肩而过伤心不已。其后，自尊心太强的我也拒绝回安海小镇见母亲、老师和同学。
我第二天就回到了山乡，继续当我的赤脚医生和生产队出纳。当时，大队正好 在修建一座新水库，规定每人必须为大坝搬运 3000 斤石头。在大坝工地上，我开始为我那逃不掉的3000 斤石头的任务而努力。我汇入了那些把石头从采石地点用两个套了绳索的扁平竹匾挑到坝基上方的高地，并把石头由高处倾入坝基的人中。
看到瘦小的我，负责采石的壮汉们尽量在我的两个竹匾上放相对小块的石头。负责称重的小伙子依次将石头过秤，喊出来的却是大得吓人的数字，而记录的人则 若无其事地往我的名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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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走到家门口，我看到母亲站在祖屋大门口，手上拿了一封信，脸上笑成一 朵花。原来，高考后我拒绝回安海，母亲放心不下来老家看我了。
母亲带来的是张老师的信。他在信中说，我的考分很高，数学考得尤其好，问我是否愿意到合肥的中科大去上学。他也告诉我，他已经征询过上海二医招生人员 的意见，被告知该校口腔系对考生的数学要求无所谓好还是差。我因此喜出望外： 中科大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我此前是绝对没有胆量报考的。我马上回信给张老师， 表示我千万分地愿意到中科大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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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张老师一直关心着我。需要到复旦报到时，张老师托人替我买了当时很 难买到的从福州到上海的火车票。其后，他也到复旦看望过我。1982 年我大学毕业在复旦继续读硕士时，国家开始允许自费到国外留学。张老师也是告诉我这好消息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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