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老人金方隆——19本日记 记录时代变迁
热爱生活的人总有一颗矢志不渝的恒心，他们积攒平凡点滴，记录时代变迁，在不经意间给人心灵带来无限震撼！南明区耄耋老人金方隆，就是这样一位生活中的“有心人”。
40年来，金方隆用手中的笔记录家庭开支、生活点滴、工作事务……12本《家庭开支记账册》、19本《工作生活日记》，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生活的变化，更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家国巨变。
“2月10日：菜0.3元，2月11日：粉0.48元、菜0.5元……”翻看《金方隆家庭开支记载》（1978年——1996年），每一页都清晰地记录着家庭每天的生活用度。
1978年，金方隆在南明区委党校任教，他的爱人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膝下还有3个子女需要抚养。“当时我的月工资57元，我爱人35元，这么些钱要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加上大女儿、二女儿都在上小学，日子过得着实紧巴。”金老师告诉记者，那时经济拮据，粮食是按人头定量凭票购买的，要想把一个家庭勉强维持着，每天只能选择买便宜的“罢角菜”（菜摊临近收摊时的边角菜叶），要想吃肉、吃鱼就更难，须得逢年过节才能“奢侈”一回。
1988年，经过改革开放10年的时间，国家发展了、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家庭收入也提高了。金老师的月收入翻了一倍，到了115元，他的爱人工资也有所增长。“当时，恰逢老大、老二高中毕业，要到职校、财校继续学习，小儿子也上中学了，在保证孩子们学费的前提下，即便不是过年过节，我们也能偶尔买点水果、荤菜了，生活上的改善还是显而易见的。”金老师说。
到了1998年，金老师的月工资到了650元，生活上已不用再如以往一样精心盘算了。“那时，子女们都陆续参加工作自力更生了，我们老两口自然是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日子虽称不上富裕，但过得安心舒坦。”谈起生活上的变化，金老师满脸堆笑。
2008年到2018年，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百姓的生活也迎来了大变化。相较1998年，金老师的家庭收入增长了十来倍，一家人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了。“几十年前是想吃没得吃，现在是有吃吃不下！”金老师打趣地说。
从“精打细算”到“随心而购”
吃：
吃住看似小事，实际上却也是最能彰显生活质量的关键大事。
在湘雅村文雅巷里，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干打垒”（自己拾捡碎砖、石头垒建起来的瓦房），屋内摆放着简易的桌子、床以及一些基本的生活必备用具……这便是1978年以前，金老师一家五口租借的居所。“当时收入不多、物资匮乏，能有个遮风挡雨的住处已经很不错了，家里更谈不上有什么陈列摆设，只要能有一些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具就算好了，在现在的90后、00后根本无法想象的环境里，我们住了十几年嘞。”说起几十年前的住所，金老师依旧记忆犹新。
到了1988年，金老师一家搬进了位于兴隆西巷的南明区职工宿舍，从10余平方米的破瓦房“升格”为60余平方米的旧楼房。细细翻看1988年左右的记账册，他回忆着一家人住房条件发生的巨变：由于社会的进步、收入的提高，家里有了14寸的海燕牌黑白电视机，慢慢地又有了洗衣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那时哪家能有‘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电视机或收音机），就算是了不得的啦，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我们家也算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金老师补充说。
1998年，金老师一家的住房环境又迎来了新变化，搬到位于解放路大昌隆对面的区政府新宿舍楼后，家里终于有了单独的厨房和厕所，虽然居住面积也只有60余平方米，但告别了之前整天排队做饭、上厕所的日子，生活自在了不少。
2011年，金老师又搬进了120平方米的电梯房。子女们早已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安乐窝”，年纪大了，金老师老两口腿脚不够利索，住电梯房出行，方便了不少。“如今的住房条件，40年前的我简直不敢想象。”金老师说。
从简陋瓦房到电梯洋房
住：
从“院坝娱乐”到出国旅游
“今天恰逢周末，天气也很好，带孩子们去河滨公园玩了一下，孩子们虽然走得很累，但玩得也很开心……”随手翻开金老师的一本日记，除了工作上的重要事件，他还记录下了陪伴孩子们的些许点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娱乐生活不丰富、游乐项目不算多，但童真童趣还是很浓的。“以前几户、几十户家庭住一个院坝，只要有人一吆喝，孩子们就一窝蜂冲出来，跳皮筋、丢沙包、捉猫猫，虽然物质不充裕，但孩子们却玩得不亦乐乎。”金老师说。
“工作后得闲时，我们也会领着孩子们去公园里玩一玩，像河滨公园、人民广场（如今的筑城广场），近一点的走路去，远一点的就乘坐公交去，当时的公交每人1至2毛钱，由于收入不多，也只能偶尔去一次。”
说起那时大人们的文娱生活，金老师更是感触颇深：“我们一天为了柴米油盐和工作忙着，哪有精力和闲钱去娱乐，况且当时的娱乐生活本就单调，最多也就是等着街道办事处来院坝里放‘露天电影’，因为票价便宜。”
到了90年代，家庭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自然也跟着提升。“1995年，我带着爱人去了北京，这算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长途旅行。”金老师说，在之后的时间里，他还先后去了大连、上海、青岛等地游玩。退休后，经济更充裕了，时间也更富足了，他经常与家人一起出游，从坐汽车、火车到乘飞机，从国内名城到国外胜地，他的旅游足迹越来越远、越来越广。
“如今，40年过去了，我们也越来越明显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娱乐项目多了、游乐设施全了，随时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回望40年改革开放，幸福是金老师最大的体悟。（通讯员 吴莎莎）
编辑：陈梦婕
统筹：彭钥嘉
编审：吴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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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娄底市教育督导评估考核组进行实地督查
枞阳森林防火措施实
龙头村讲习所开班 道德讲堂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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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第一天，总理忙了啥？
上月重庆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86起 处理厅级干部5人
40年来，金方隆用手中的笔记录家庭开支、生活点滴、工作事务……12本《家庭开支记账册》、19本《工作生活日记》，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生活的变化，更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家国巨变。
“2月10日：菜0.3元，2月11日：粉0.48元、菜0.5元……”翻看《金方隆家庭开支记载》（1978年——1996年），每一页都清晰地记录着家庭每天的生活用度。
1978年，金方隆在南明区委党校任教，他的爱人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膝下还有3个子女需要抚养。“当时我的月工资57元，我爱人35元，这么些钱要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加上大女儿、二女儿都在上小学，日子过得着实紧巴。”金老师告诉记者，那时经济拮据，粮食是按人头定量凭票购买的，要想把一个家庭勉强维持着，每天只能选择买便宜的“罢角菜”（菜摊临近收摊时的边角菜叶），要想吃肉、吃鱼就更难，须得逢年过节才能“奢侈”一回。
1988年，经过改革开放10年的时间，国家发展了、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家庭收入也提高了。金老师的月收入翻了一倍，到了115元，他的爱人工资也有所增长。“当时，恰逢老大、老二高中毕业，要到职校、财校继续学习，小儿子也上中学了，在保证孩子们学费的前提下，即便不是过年过节，我们也能偶尔买点水果、荤菜了，生活上的改善还是显而易见的。”金老师说。
到了1998年，金老师的月工资到了650元，生活上已不用再如以往一样精心盘算了。“那时，子女们都陆续参加工作自力更生了，我们老两口自然是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日子虽称不上富裕，但过得安心舒坦。”谈起生活上的变化，金老师满脸堆笑。
2008年到2018年，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百姓的生活也迎来了大变化。相较1998年，金老师的家庭收入增长了十来倍，一家人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了。“几十年前是想吃没得吃，现在是有吃吃不下！”金老师打趣地说。
从“精打细算”到“随心而购”
吃：
吃住看似小事，实际上却也是最能彰显生活质量的关键大事。
在湘雅村文雅巷里，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干打垒”（自己拾捡碎砖、石头垒建起来的瓦房），屋内摆放着简易的桌子、床以及一些基本的生活必备用具……这便是1978年以前，金老师一家五口租借的居所。“当时收入不多、物资匮乏，能有个遮风挡雨的住处已经很不错了，家里更谈不上有什么陈列摆设，只要能有一些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具就算好了，在现在的90后、00后根本无法想象的环境里，我们住了十几年嘞。”说起几十年前的住所，金老师依旧记忆犹新。
到了1988年，金老师一家搬进了位于兴隆西巷的南明区职工宿舍，从10余平方米的破瓦房“升格”为60余平方米的旧楼房。细细翻看1988年左右的记账册，他回忆着一家人住房条件发生的巨变：由于社会的进步、收入的提高，家里有了14寸的海燕牌黑白电视机，慢慢地又有了洗衣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那时哪家能有‘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电视机或收音机），就算是了不得的啦，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我们家也算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金老师补充说。
1998年，金老师一家的住房环境又迎来了新变化，搬到位于解放路大昌隆对面的区政府新宿舍楼后，家里终于有了单独的厨房和厕所，虽然居住面积也只有60余平方米，但告别了之前整天排队做饭、上厕所的日子，生活自在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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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家庭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自然也跟着提升。“1995年，我带着爱人去了北京，这算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长途旅行。”金老师说，在之后的时间里，他还先后去了大连、上海、青岛等地游玩。退休后，经济更充裕了，时间也更富足了，他经常与家人一起出游，从坐汽车、火车到乘飞机，从国内名城到国外胜地，他的旅游足迹越来越远、越来越广。
“如今，40年过去了，我们也越来越明显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娱乐项目多了、游乐设施全了，随时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回望40年改革开放，幸福是金老师最大的体悟。（通讯员 吴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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